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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出土铜块。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夏商之际青铜器。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观众在三星堆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长江流域有哪些新的考古发现？四川地区在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与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日前，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互动与交流视野下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十一次年会）在四川广汉举行，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交流探讨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青铜文明最新研究成果。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呈现多元融合的文化景观，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的重要诠释。不断深化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和周边区域文明互动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对于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图景和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在本次会议的开幕式上致辞时说。

展示新的研究成果

陈星灿表示，长江流域拥有中国最为富集的铜矿资源。商王朝南下长江中游地区，将南方铜矿资源北运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这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从而开启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时代。长江流域先民在充分汲取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和礼器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自然环境与本地文化传统，逐渐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为代表的相互借鉴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体系。长江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交相辉映、相互影响，共同建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绚丽辉煌的文化主体。

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文明发源地，自古以来也是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中心。“以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成果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创造性。特别是近年来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显示出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文化的密切联系，彰显了四川地区在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与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陈星灿说。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以《三星堆遗址真武宫玉石器作坊考古发现与阶段性研究》为题介绍了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现。

2022年至202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故宫博物院对三星堆遗址真武宫地点再次进行考古发掘与勘探，明确该地点先秦时期遗存的年代从距今3900年左右延续至晚商殷墟二期，确认了商代中期的多座大中型建筑以及玉石器作坊相关遗存，对于认识三星堆遗址聚落结构、手工业生产技术体系等关键问题意义重大。

“阶段性研究表明，本次发掘出土石器材质多样，包括板岩、砂岩、凝灰岩、流纹岩、蛇纹岩等类别，与成都平原西北部龙门山地区的岩石种类基本吻合，推测三星堆石器主要的原料产地可能在龙门山。”许丹阳说。

2019年底以来，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不仅使三星堆持续成为热点，而且引发了学界对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更多关注。“三星堆的新材料，使我们能够建立起长江上游与长江中下游、与中原和其他区域的联系，这将使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更加完整、更加立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施劲松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介绍了近年来安徽省围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三大课题开展的夏商周考古工作及其重要发现。

其中，夏代考古工作包括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和大型礼仪性建筑及相关祭祀活动遗存的发现与早期夏文化的探索，斗鸡台文化特别是肥西三官庙遗址夏商之际青铜器群的新发现与新认识，淮河流域多处包含有岳石文化遗存的遗址的发现，长江以南马鞍山等地点将台文化遗存的发现，铜陵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商代考古工作包括中商时期淮河中游青铜文明中心阜南台家寺遗址的重要发现，皖西南的怀宁琚新屋遗址发现殷墟时期文化遗存，安徽长江以南湖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其与吴文化源流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周代淮夷方国、吴、越、楚、蔡等文化遗存，沿江地区铜矿开采与冶铸遗存均有大量发现。

“相关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凸显了夏商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作为‘金道锡行’的重要资源、交通与文化走廊地位。”叶润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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