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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虚拟形象）（右）正在采访苏轼（左）。AI图片

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更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灿若星河的文艺大师、浩如烟海的文艺经典，直到今天还在塑造我们、滋养我们，让我们拥有强大的底气和自信。知来路，明去路，方能致远。为了更好地挖掘中华文化精髓、传承中华历史文脉，推动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文化万象版今起推出《访古知新》栏目，并与学中文版《绝妙好辞》联动，通过和古代文艺大师的对话，彰往察来，赏文鉴美，以飨读者。

本栏目采取一种“穿越采访”的形式，通过记者设问、借助DeepSeek模拟被采访人作答，配合展现古代文艺大师的艺术成就、创作思想。

——编者  

提起苏轼和他的词，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豪放”。

南宋有个叫俞文豹的人，在他的书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苏轼有一次问人：“我和柳永的词比起来怎么样？”

那人回答：“柳永的词，只适合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拿着红牙板，低吟‘杨柳岸，晓风残月’。您的词，得是关西大汉，手拿铜琵琶、铁绰板，高唱‘大江东去’。”

和柳词的婉约相比，苏词的豪放，一下子有了画面感。后来，人们惯常把词分为豪放派、婉约派，也是打这儿来的。

不过，苏词的特点真的只是豪放吗？苏轼本人认可这一点吗？本报记者就此“穿越”到公元1100年，在海南儋州桄榔庵，“采访”了苏轼。见到苏轼时，他刚接到通知，不用再在海南流放，可以北归了。临行前，回望人生浮沉与文学创作，苏轼与记者就词作、词风等问题进行了一番对话。

以诗为词

记者：关于您词作的总体风格，人们论说甚多，有“清丽舒徐”“韶秀”“清雄”等说法，而最有影响的当数豪放一说。您认为您的词算是豪放吗？

苏轼（AI模拟）：所谓的豪放，我觉得并不在于内容有多少豪壮的成分，而在于它能超越固有观念，从而直抒胸臆，自诉怀抱，能“新天下耳目”。我在写词时，一任性情，或者说“气”的抒发，因此，体现出的风格形式难免与传统词学观念相左。

记者：具体怎么相左？

苏轼（AI模拟）：我在词中不仅谈古论今，在句法格式上也不为词律所囿。有时，以诗语入词，比如《归朝欢·和苏坚伯固》开头几句，“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完全是诗家笔法。

有时，以文言句法入词，使用大量文言语气助词，比如“矣”——《临江仙·我劝髯张归去好》中“俎豆庚桑真过矣”；比如“哉”——《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晦之》中“贤哉令尹”；比如“也”——《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也无人惜从教坠”；比如“耳”——《哨遍·春词》中“但人生、要适情耳”等。这都是以“气”御词的表现。

记者：正因如此，您的词作被很多固守“诗庄词媚”观念的人批评。

苏轼（AI模拟）：我的“黑粉”徒弟陈师道就说：“子瞻以诗为词，为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也好理解，我们宋人奉后蜀的《花间集》为词的鼻祖，于是作词不离乎柔情，词风以含思宛转为长，对我突破花间藩篱，革新词体，反而看作是一种别调。

有意思的是，你去翻《花间集》，其中已有一些摆脱浓艳浮夸之气，具有一定豪放色彩的作品。比如皇甫松《怨回纥》中的“白首南朝女，愁听异域歌。收兵颉利国，饮马胡卢河”，牛峤《定西番》中的“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写边塞，写怀古，虽然有些还脱不掉花间习气，但毕竟可以说明，即使是在词的发展初期，已有作者做了开拓词境的尝试。

开拓词境

记者：有的人思想比较保守，难以超越固有观念的束缚。

苏轼（AI模拟）：我无意改变词抒情的文体特性，而是要拓展词的题材领域，扩大词的抒情功能，丰富词的情感内涵。将词从表达“爱情”“闺情”“怨情”，扩展至表现“性情”；从只表现“柔情”，扩展为体现“豪情”，使词作像诗歌一样，可以充分表现创作者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

在此过程中，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其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文体。这，是我的路子。《花间集》的路子我不想走。

记者：正如南宋陆游说：“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律。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